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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工作者的祖国
来源:陈齐美 发布时间:2019-5-28 16:52:37 浏览人次:3121
本文摘编自《士者弘毅》,原文为作者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硕士开学典礼上的演讲,原文有删减

1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
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,他读材料学博士,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,是尖子里的尖子。
在共和国前30年,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,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。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,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。他赴美不久,就信了基督教,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。
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,那是最尖端的材料,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。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,用我们的话说是“保密行业”,不容外国人插足。尽管他不喜欢祖国,却也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“安全检查”(security clearance)。后来,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,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,每小时不到十块钱。再后来,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,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,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。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,但他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。
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,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,没有“安全检查”的问题,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。
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?
40年前的1964年,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台湾,去美国读博士学位。他很出色,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,成为核专家,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,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。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。
李先生认同美国,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。在这个新的祖国,他踢足球,喜欢野外活动,还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,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,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,进行学术交流。他是美国人,但毕竟也是中国人,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,是人之常情。他的每次北京之行,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,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,每次返回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。还有报道说,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。
然而,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,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,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,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。美国情报机构断定,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,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,除非是从美国偷,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。于是,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。
李文和并不研究武器设计,但在1999年底,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,而且立即被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开除,还丧失了退休金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,如果他不“承认”为中国做间谍,就要像用电椅处死罗森伯格一样处死他(1951年罗森伯格夫妇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被捕,1953年被双双处死)。
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,牢房没有窗户,灯永远开着,夜里也不会熄灭。他在牢里也要戴上手铐和脚镣,还经常挨饿。李文和自己感到,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,无法接触敏感信息,所以想逼他自杀,把案子坐实。因此他提前声明,自己绝不会自杀。
新世纪更替的2000年元旦,他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。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,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,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,这样才换取了出狱。他的“过错”是什么?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。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,丝毫没有敏感性,只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,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。
现在,李文和依然认同美国,他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,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,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,从而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。然而,在新出版的自传里,他却这样写道:
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,我经常想,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,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,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。狱中面壁,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:无论多么睿智,无论如何勤奋工作,像我一样的亚裔,像我一样的华裔,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,永远是“外国人”。
是的,对美国而言,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,却是中国人。科学无国界,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,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,除非他不想成功,不想成为科学家。

2在成功的祖国
1996年,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,矗立起一座航天城。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,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、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。我在网络上读到过一些北京航天城里的故事,很感动。
1999年11月20日,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,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中心遥控,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,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。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,名字叫申劲松,当时只有26岁,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6岁生日。第二天飞船返回时,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,只有20秒钟的时间做决定,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。他做了决定,而且做对了。返回舱落地之时,申劲松没了感觉,就是腿软,汗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。
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,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,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。事实上,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人,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。到神舟三号升空,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。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,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胸有成竹、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,就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。
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,一进来就做轨道设计软件。可飞船还在制造中,飞船数据还不明确。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,而且没有任何参考方案,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、文档。他只能日以继夜的阅读国外资料,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,而且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。他几乎没离开过机房,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,每天靠方便面填肚子。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,他成功了。
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这样的例子并不少。
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,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。那是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,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、指令链和注入数据。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借鉴,要从零开始。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,就全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。
整整两年零八个月,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碌,他把软件做了出来,结果发现有问题。近三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,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。中心的领导人认为哀兵必胜,坚持不换人。只剩下几个月了,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,不管什么时候,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,像个活菩萨。任务完成了,他的身体也垮了,得了肾积水,经常疼得满头流汗。
这时,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,一切全新,谁也不是内行,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。医生和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,他边输液边打键盘,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,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。
我为什么要讲他们,因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,当时他们的同学、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。可在航天飞行控制中心,申劲松一千多元的工资还意味着日以继夜的辛劳,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在城里工作的妻子见一面。申劲松是这样说的:
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,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。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,但我既然干了这个,就要认认真真地干。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。对一个人来说,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。
在这篇网络文章之后,有个跟帖也很有意思。跟帖的作者回忆说:
1992年毕业前,酒泉来人,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人去那里工作,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。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、考研,对此漠不关心。在动员大会上,许多人插科打诨,胡言乱语,嘲弄带队的军官。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,只是应付了事。十年了,我们这些人出了国,成了所谓洋博士、土博士,可老实说,所学所用大都在为外国人牟利,而且我们的所谓“成果”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、渺小、微末。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,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。我们是逃兵。
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“成功”吗?也许成功,也许不成功。也许有些将来成功,有些连将来也不算成功。
我想起了我国“两弹一星”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。他生于1915年,是安徽人。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,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。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,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,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。
1949年,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,34岁的任新民先生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,为祖国出力。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,负责设计制造了“长征一号”,就是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。在他70岁以前,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所谓“成功”。
1985年,任先生70岁了,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,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。1995年,80岁的他得到了“全国先进工作者”称号。在他85岁时,国家向他颁发了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和“航天奖”。然而,他说,“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,个人的作用很小,很小”。
成功的或者所谓“不成功的”,他们都获得了成功,因为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,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,他们的祖国成功了,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。人民会忘记很多事情,但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: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。这些人不屈不挠,忠贞爱国,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,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人们从此懂得,即便那些所谓“不成功”的科学工作者,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,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,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。

3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?
祖国是个抽象概念,比起薪水、工作环境、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,祖国似乎是个虚无缥缈的概念。
然而,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。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,“科学救国”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。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。没有科学,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,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,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,就没有我们贫弱的国家今天走向强大、富裕。祖国靠科学工作者,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,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。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。数学家陈省身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落叶归根,就是这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象征。
什么是祖国?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,是每一个中国公民,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。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。祖国在哪里?祖国就在你面前,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,就在你的实验室里,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,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、老师、同事。祖国的兴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,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。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,买饭不排队,甚至加塞儿,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。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,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,不善与人合作,只会偷懒,走歪门邪道,抄袭、剽窃、造假数据,甚至把国家的科研经费“洗”出来给自己买汽车和房子。这样,我们的国家就落后,就贫困。
在一个遍地小农的国家,我们好不容易建设起了强大的工业,实现了工业化,却突然发现问题依然很多,环境污染、食品安全等等,很多都需要继续改善。
然而,正因为如此,我们全体公民,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、工程师们,要一起来努力,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。
别人的房子再好,那是别人的家。我们的房子再破,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依托,也是我们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依托。这房子再简陋,也能给我们遮风挡雨,给我们一份终极的归属感,给我们温暖和安全。为了撑住我们的这座简陋的房子,为了把这座简陋的房子变成坚固舒适的广厦,为了一个工业的而且是绿色的中国,科学工作者们要时刻准备着,准备吃亏,甚至做出牺牲,正如那些航天城里的年轻人。
“科学无国界,科学家有祖国。”你的国家落后、贫困,所以出色的你在外不受尊重。你的国家先进、富裕、强大,你没有成名成家,但你永远不败,因为这国家的成功有你一份,你与国家共同进步。
有人会问,这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。
我讲两个道理。第一,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,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。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,人类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。第二,科学无国界,但高科技有国界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,以保持它们对落后民族的压迫、剥削。中国的进步,中国的科技进步,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,就是对“科学无国界”的真正实践,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。因此,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,这使命属于世界,属于全人类,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以上概括起来有四个内容。第一,来自被压迫民族的科学工作者注定有祖国,不管他自己承认还是不承认。第二,在悲剧的祖国,成功的科学家依然是悲剧。第三,祖国的成功,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依托,是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希望。第四,在科学工作者的身上,全体中国老百姓寄托了热诚的期待,期待着你们勤奋、诚实、忠诚。

4四个故事
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我的发言。
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(Sacramento)。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府,是淘金热的中心,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,有很多华人到那里去淘金。那里有一条大河,叫萨克拉门托河(Sacramento
River),河上有桥。一天,清朝政府有位领事,是一位武官,正在过桥,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也在过桥。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清朝花花绿绿的官服,脑后拖着长辫子,很好玩,打赌他会不会游泳。于是两人一使劲,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萨克拉门托河。官员不会游泳,淹死了。之后,什么也没有发生,这件事就像从来不曾发生一样。那个时候,中国人并不认同“中国”。
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。八国联军只有两万个士兵,却打败了中国军队,占领了北京城,太后逃到西安去了。结果是,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。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,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,一人赔一两白银。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。八国之中,美国“损失”(出力)较小,仅分得赔款中的7.3[%]
,即三千三百万两,估算为美元两千四百五十万元。后来,美国政府方面承认,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“虚报”,故将该款之近半,即一千二百万美元,交还中国,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。
那时的一千二百万美元是很值钱的。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五十万美元;那时候,只要几百美元。1867年,美国仅支付了七百二十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,国会当时还嫌贵,差点就否决了。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?能买46.4个。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,是美国最大的黄金、石油和鱼产品生产基地。庚子赔款自1902年起付,38年后的1940年付清,其间年利率为4%,总共支付了将近十亿两。在1900年之前,中国刚刚赔完甲午中日战争的赔款,两亿五千万两白银,价值25个阿拉斯加。到了这个时候,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。
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。1950年,中国志愿军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“三八线”了。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,而且是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,还是在外国的领土上。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。为了别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,这就是任新民院士这些科技精英回归祖国的理由。
最后一个故事。有一位国民党将领,是败军之将,自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,就不被重用了。20世纪60年代,他辞职去了南非,做点小生意过日子。那时南非与中国台湾关系密切,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。与美国一样,那时候的南非也奉行种族隔离政策,但比美国还严格,黄种人是有色人种,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,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。
1964年10月17日,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,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。司机对他说:“你可以坐前排了,不用去后面了。”老先生非常诧异的说:“我是中国人。”司机说:“我知道,我看出来了。”老先生说:“那,我不就该坐后面?”司机说:“你没看今天的报纸?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,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。从今天起,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。”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。过了一会儿,他泪流满面地说:“这车我不坐了,我下车走路。”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,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,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“反攻”回大陆的希望,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——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。
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,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、爱恨情仇、委屈与失望。但是家就算还“丑陋”,也是我们自己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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